根据《中国儿童 2010～2024 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病率及危险因素系统评价》显示，近 15 年我国儿童 ADHD 总患病率为 6.2%，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平均一个40-50人的班级有3-5个孩子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此外还有阅读障碍，以及书写障碍、数学学习障碍等原因造成学习困难，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中国，这类儿童估计有500万-1500万。
作为深圳市福田区某学校的社工，徐全华平时主要的工作是为孩子和老师们做心理辅导。在工作中，她发现许多老师的困扰源于“不知道怎样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孩子，还有其他有学习困难的孩子提供支持，和他们相处时手足无措”。
为更好地帮助家长与教育从业者识别学习困难儿童、为孩子提供精准支持，进一步提升对学习困难儿童的融合教育认知与实践能力，大米和小米于11月15日在深圳市荔园小学八卦岭校区举办了“首届学龄儿童学习困难医教融合培训班”。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虹、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铎、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正高级研究员，教授王秋英、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主任李丽、大米和小米学习力产品研发负责人顾韡五位专家围绕阅读障碍鉴别、融合教育实践、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临床评估与干预等话题展开分享，为参与者搭建起“医教融合”的知识桥梁。
以前方法失灵了，她继续求解
张女士的儿子林林（化名）在读二年级，一年级上学期期末课业增多时，她发现林林的情绪“易炸”，到一年级下学期，林林日常性地和同学爆发冲突，那段时间她的生活被“其他家长的投诉”占满。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女士在学校听了一场心理学的讲座，讲座内容恰好是关于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孩子的。张女士听了一惊，“林林的行为都对应上了”。
为帮林林改善问题行为，张女士曾入校陪读，可即便去到教室，她也“按不住”孩子。她在网上学习了相关课程，一开始用夸奖强化正向行为还有效，可孩子很快就“听疲了”。看到这次培训班有“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专题，她抱着“哪怕学到一个方法都值得”的心态报了名。
李虹在“阅读障碍的鉴别与矫治”课上提到的“书空”方法，让她瞬间有了共鸣。“就是在空气中用手写字，之前我也用过这种方法，但我那时候没意识到这是个有针对性的科学方法。”张女士说，在午休期间和其他家长交流，如何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消解孩子的畏难情绪，让他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慢慢学习。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从梅州到深圳，甘老师专程来到学习困难培训班“充电”。她带的混龄班接收3-6岁的孩子。这学期，班上转来一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爱爬桌子、反复开关灯、把教具倒在地上……我用之前掌握的支持方法，但没怎么奏效。”
培训结束后，她赶紧找到主讲《让孩子无忧入学的深圳实践》的顾韡老师请教。顾老师的建议让她内心有了底：“先给孩子专属的感统辅助教具，他爱爬高就设个安全的攀爬区，再重点提升他的语言能力——很多问题行为，是因为他不会表达需求和情绪产生的。”
甘老师说，她之所以愿意跨城来学习，是因为深知特需孩子入学融入的不易，“家长把孩子交给我，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
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对这类孩子进行课堂管理？李丽的分享给了很多老师启发。“合理安排座位、通过合理的行为释放ADHD儿童多余的精力，养成记笔记的习惯，与ADHD家长建立联系，帮助家长巩固积极行为。”李丽介绍，老师可以通过“每日在校行为卡”对ADHD孩子的在校表现标明出来，交给家长，家长可以对孩子的表现进行管理和强化，并帮助家长正确看待孩子的学习与成绩，重视孩子学习态度与习惯的培养。
不仅给一线老师提供管理方法，也给家长支招。“李丽主任分享的ADHD案例及自身用药的体验，让我们觉得ADHD没那么可怕，是可以治疗、干预的。”家长李女士说，帮助一个这样的孩子，这需要大家形成合力。
而这正是融合教育的重要性。刘铎在分享时指出，融合教育的真正含义是：“对包括特殊教育需要在内的所有儿童间个体差异持有积极包容的态度”，通过全校参与模式，帮助所有学生、教师、家长接受、尊重个体差异并悦纳差异。
为什么融合支持的环境如此重要？王秋英教授介绍，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孩子为例，如果没能及时关注和介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可能导致孩子面临多重困境：学习进度跟不上、同伴社交受阻、自信心与自尊心受挫，严重时还可能伴随抑郁症等心理问题，需格外重视对这类儿童的早期支持与干预。
对学习困难认知程度低，家长老师都需“补课”
徐全华是带着工作中遇到的困惑来参加培训的。她在学校做社工时，经常需要对接老师，她发现有个孩子让老师十分苦恼——这个孩子日常认知、交流都很正常，和他聊天完全没有问题，但考试成绩却一直垫底，老师怀疑孩子学习能力有问题。
培训班现场，徐全华听了李虹教授的分享后，对照孩子的表现，觉得孩子可能存在读写障碍。“有部分学习困难的孩子，老师其实很想帮他，但缺乏专业的鉴别和干预方法。”徐全华提到，老师们还面临着现实压力：这些特需孩子大多没有残疾证，成绩会被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即便老师有心关注孩子的特殊需求，也难免在成绩压力下感到无助。
徐全华注意到，大家对学习困难的认识程度也不高。“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要么归为‘笨’，要么归为‘懒’，普遍还没有意识到孩子可能是病了。”参加培训班后，徐全华决定在校内给老师和家长们先做一场“学习困难的科普”。
学会“尊重多样性”
当天举行的圆桌论坛环节，与会专家聚焦“从看见到支持，如何做好融合教育”展开讨论。
“我们学校应该是福田区特需儿童最多的，光有医院诊断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阿斯伯格、学困孩子就有88名，还不算没完成评估的一年级新生。”荔园小学八卦岭校区党支部副书记蔡兆光坦言，此前，他经常要处理因此引起的家校矛盾。
他认为，出现矛盾的核心问题在于“双重误解”：部分特需儿童家长不愿也不敢主动与学校沟通寻求帮助；普通家长则担心特需儿童会影响自家孩子的学习效率。但令他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家长开始转变：“普通孩子家长发现，接触特需同学能让孩子学会包容多样性；特需孩子家长也发现，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包容，现在他们越来越敢正视问题，主动和学校协作的家长逐渐增多。”当得知有这样一场公益讲座，为了让更多家长接触专业知识，他立马转发给老师和家长，并支持主办方将这场活动放在学校举办。
刘铎表示，融合支持的氛围能预防许多潜在矛盾。他在佛山市的调研显示，班里有特需儿童的普通孩子和家长，对特需儿童的包容接纳程度远高于不了解这一群体的学生和家长。
现场一位普通孩子妈妈的行动，恰好印证了专家们所倡导的“理解与包容”理念。她的孩子今年读六年级，之前她便听孩子提起过，“班上有个同学有些奇怪，上课来回走，烦躁的时候会猛地敲桌子。”这位妈妈特别认同专家提到的“尊重多样性”，她来参加培训班是想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正确看待身边的这些同学，怎么去和他们和谐相处。
当天，刘铎在讲座结束后分享了电影《叫我第一名》的片段——主角布莱德因先天性妥瑞氏症，无法控制地扭动脖子、发出奇怪声音，这种“怪异”让他从小饱受误解，直到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巧妙科普，才让大家理解了他的真实情况。看到这里，这位妈妈悄悄落泪，她说：“如果我不了解特需儿童，就不知道他们的行为背后是他们生病了，只会想着‘离他远一些’。”在她看来，理解是接纳的前提，当更多人明白特需儿童“是生病了”而非“不正常”，那些潜在的矛盾就可能解决了一半。
